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制造系统生产单元碳排放核算模型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也是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消耗主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制造系统高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的加工过程是造成制造业碳排放量大的重要原因。生产单元作为制造系统的加工的主体，其碳排放量的核算是确定整个制造系统乃至制造业碳排放总量的关键。本文首先对生产单元的原材料、电能、辅助物料及废屑处理所引起的碳排放进行分析，确定生产单元的碳排放源；其次，产品合格率的不同会造成生产单元输入及输出的成品/半成品数量的差异，进而影响生产单元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原材料、电能、辅助物料及废屑处理的碳排放情况，构建了给定工艺流程下生产单元碳排放核算模型。最后，结合一汽车排气装置加工实例，分别核算加工过程中九个生产单元的碳排放量，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实践

为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土木工程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次教改实践以OBE（成果导向教育）教育理念为教改指导思想，以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为教改对象，设计了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在河北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中进行了教改实践。教改实践结果表明，基于OBE的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在提升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本次教改实践的成果值得本校其他工科专业和其他兄弟院校借鉴。     

五河民歌的传承机制研究

民歌作为劳动人民最直接、最本真的情感表达和文化传承方式之一，其内在的传承机制是它能穿越历史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当下仍然存活在五河区域的五河民歌的实地考察，及对具有代表性的五河民歌的本体分析，试图找到五河民歌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内在轨迹。     

广义ATO下基于多种团购模型的供应链协调

针对由多个供应商、单个制造商和零售商所组成的广义按订单装配式供应链，在上游多个供应商不确定的零部件（或商品）供应以及下游客户不确定的需求的环境下，首先分析基本模型中团购前后的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变化，然后提出了团购的标准模型和协调模型，并比较三种不同的团购模型对各成员以及全局供应链绩效的影响。通过数学推导证明和仿真数据算例分析，结果表明：零售商自发的团购基本模型总是对制造商有利，而对零售商的好处是有限的；由制造商主导的团购标准模型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是优于团购基本模型的，但有使得零售商甚至制造商自身受到损失的可能；而集中决策下的团购协调模型能够提升全局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实现渠道的帕累托改善，但协调的效果会受到团购客户组成结构的限制。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多重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是其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是其文化根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严峻性、解决“三个如何”之问的迫切性是其现实要求。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基于双边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拍卖机制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双边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拍卖模型，分析了统一价格、歧视价格及混合拍卖机制下卖方收益、排污权价格波动及排污权供给量差异，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最优拍卖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相关参数对最优拍卖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收益最大化角度来看，最优的拍卖机制为歧视价格拍卖机制，但考虑到价格波动及排污权供给量等其他因素，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应选用混合拍卖机制。风险偏好变化对混合拍卖机制下卖方收益及价格波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当风险偏好超过某一阈值时，随着风险偏好程度增大，需求隐蔽效应占主导，收益及价格波动增大；相反，当风险偏好小于某一阈值时，随着风险偏好程度增大，竞争效应占主导，收益及价格波动减小。价格变动的供给影响系数对卖方收益的影响随买方参与人数的不同而不同。当买方参与人数较小时，需求隐蔽效应占主导，竞争效应不明显，随着价格变动的供给影响系数增大，混合拍卖机制下卖方的收益不断增加；当买方参与人数较大时，卖方收益同时受到需求隐蔽和竞争效应影响，随着价格变动的供给影响系数增大，收益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随着价格变动的供给影响系数增大，价格波动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考虑项目关联关系的R&D网络风险传播建模与仿真

考虑同一企业内不同项目间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基于研发项目的数量将研发网络分为不同子网络。借鉴SIS模型构建了R&D网络风险传播动力学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数理解析与仿真分析。结果表明：R&D网络风险传播阈值是由不同子网络的拓扑结构以及企业内不同项目间的关联程度共同决定的；考虑项目关联的研发网络风险传播阈值小于不考虑关联关系的研发网络风险传播阈值；项目间关联关系的企业个数及项目间的关联程度对风险在不同子网络上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均具有影响。该研究成果对于提高研发网络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